•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这是党中央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必将有力督促纪检监察机关扎紧制度笼子、强化自我约束,依规依纪依法履行职责,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参与制定和修改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8部国家法律,参与制定和修改党纪处分条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2部中央党内法规和3部党中央发布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发布中央纪委文件28部、国家监委文件5部……一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章和宪法为遵循,把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到制度建设中,实现制度建设与时俱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为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铺设制度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格依照纪律和法律的尺度,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要求,强化纪法贯通意识,掌握所监督领域专业知识,提高日常监督、执纪审查、依法调查本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纪法贯通,首先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实践和制度成果,在把党章要求细化具体化的同时,注重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明确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与监察法做好有效衔接。这是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的具体化,充分体现出纪在法前、纪法贯通的特点。     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必须坚持纪法协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既执纪又执法,必须同时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双重职责,同向发力、精准发力,相互贯通、一体贯彻。     比如,监察法第十一条明确,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与此相衔接,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法律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今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相关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印发实施。《规定》共四章33条,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工作中立案、交办案件和指定管辖以及结案等相关程序进行规范,并设计了5种相关文书格式,对于确保依规依纪依法、一体两面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推动作用。     推动法法衔接既规范有序又高效顺畅     监察法第四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根据纪委监委合署办公要求,主动适应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新模式,细化规章制度,完善体制机制,确保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工作顺畅衔接,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今年4月,就在国家监委成立后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出台《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明确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范围、管辖分工和协调等事项,规范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工作,促进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这些文件规定,为监察机关履行好职责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对此,《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基本要求与案件材料移送清单》等制度,对证据收集及审查标准提出了总体要求,并建立与最高法、最高检就职务犯罪指定管辖等事项沟通协调机制,用制度机制确保法法衔接顺畅高效。     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定(试行)》出台,明确委机关各部门采取相关措施的审批权限、办理程序和监管办法,把法律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贯穿于采取措施收集证据的各个环节,并体现在各类文书格式上,确保所采取的措施和收集的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今年10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机制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监察与刑事诉讼法法衔接的各项要求,为建立权威高效的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工作衔接机制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制度保障。     把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打铁必须自身硬。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纪委监委的监督范围扩大了、权限丰富了,社会关注度更高了,担负的责任也更大了。一年来,针对纪检监察工作中可能发生问题的关键点、风险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自我监督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制定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监督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监察法中专设“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一章,对“谁来监督监委”作出了严格且具体的规定,以法律形式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自我监督的实践创新成果固定下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定(试行)》中,对各项措施的审批权限、办理程序、工作要求以及文书格式等作出明确、细化规定,并对各项措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作出具体规定。以留置措施为例,规定明确,留置措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要求从严掌握、慎重采取,不得越权使用留置措施,不得变相使用留置措施,留置过程中,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和申辩权等合法权益。     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中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审理流程及文书规范(试行)》,围绕案件审核受理、提前介入审理、审理报告及起诉意见书制作、案件呈报审批、处分决定及通知函告、与司法机关衔接等15个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并附有审理中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常用的17类23种文书式样。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监督。8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并为特约监察员依法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展监督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和条件,彰显了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     ……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履职的各个环节,还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检查调查类材料归档办法(试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留置场所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建设技术规范》等一系列制度规范,划出了工作中不可触碰的“红线”,为纪检监察干部公正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王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代江兵 张祎鑫)
  •     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发挥派驻监督作用,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派驻机构自身建设,强调派驻机构干部要牢记使命,坚持原则,敢于监督,敢于负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从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政治担当、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管理监督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派驻机构自身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上的要求,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持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派驻机构干部队伍。     要政治过硬。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派驻机构干部第一位的要求。要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体现和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要对党忠诚,忠于党章、宪法,忠于党的纪检监察事业,增强以身许党许国的觉悟。要一以贯之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抓到底。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以党支部建设为抓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派驻机构政治功能和战斗力。     要本领高强。派驻监督工作是一项创新实践,对派驻机构干部的履职能力要求比较高。要提高精准监督能力,持续深化“三转”,聚焦主责主业,用好纪法“两把尺子”,做细做实监督这个第一职责,解决好“专职不专干”“主业不主抓”问题。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在调研中深化认识、破解难题,熟悉被监督单位业务和运转情况,提升派驻监督质量水平。要提高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能力,着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实事求是量纪执纪。要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搭建好信息共享、合作衔接平台,增强派驻监督合力。     要依规依纪依法。派驻机构干部是执纪执法者,依规依纪依法是履职尽责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要增强党章意识、法治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办事。要坚持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执纪执法同向发力、精准发力。要严守职责边界,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每一次调查核实,都要体现法治化、规范化要求,使派驻监督各项工作合规合纪合法,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使用监察法规定的调查措施时,不能超越授权范围,严格审批程序,确保依法、有序、安全。     要作风优良。派驻机构代表纪委监委行使监督职能,在工作作风上必须有更高标准。要坚守党性原则,强化政治担当,发扬斗争精神,敢于较真碰硬,坚决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决不能回避矛盾、当老好人。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搞特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平等待人、踏实干事,不能口大气粗、盛气凌人。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其他各方面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决防止跑风漏气、以案谋私等问题,坚决防止“灯下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既要率先垂范,又要敢抓敢管,切实担负起抓班子、带队伍的责任。     派驻机构干部队伍是纪检监察工作重要力量,要突出政治标准,注重素质能力,切实加强派驻机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教育培训,加强实战训练,大力推动干部交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对不认真履职,有失职渎职行为、被监督单位出现集中腐败问题的,要严肃问责;加大保障力度,主动排忧解难,不断增强派驻机构干部的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
  •     图为2016年11月2日,中国—东盟反腐败研讨班在云南开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郭兴 摄)     图为2018年11月30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祎鑫 摄)     “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无论贫穷或富裕,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概莫能外……值此国际反腐败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为廉洁摇旗呐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举办纪念第十五个国际反腐败日招待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发来书面贺辞,重申联合国对国际反腐败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今年12月9日是第十五个国际反腐败日,也是监察法颁布施行、国家监委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反腐败日。今年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15周年。今日中国,正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动反腐败不断取得新成效,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强化政治共识,引领“同频共振”     11月27日,在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几天后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在达成的诸多共识中,就包括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内容。国家监委还与阿根廷司法和人权部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列入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根廷成果。     腐败是自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各国都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在全球化时代,携手打击跨国腐败更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思考,也是解决腐败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一把钥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反腐败要尊重主权、尊重他国选择的反腐败道路,大力推广惩治腐败态度“零容忍”、机制“零漏洞”、合作“零障碍”原则,强化合作打击跨国腐败的政治共识。     提出中国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仅今年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主客场”外交的顺利推进,中国有力占据道义制高点,为全球治理交出一份亮丽答卷,中国的反腐好声音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同频共振——     今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明确双方扩大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的反腐败双边、多边合作以及在反走私、反洗钱、反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领域的双边、多边合作。     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与会领导人就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宣言》。这是自2014年以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连续第五次将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共识写入宣言。     9月3日至4日,今年最大的主场外交——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与会中非国家领导人就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9月10日至11日,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反腐败执法合作会议在格林纳达举行。双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中国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同意,在遵循本国法律和双多边条约基础上,继续寻求反腐败合作机会。     ……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凝聚国际共识、汇聚反腐合力,驰而不息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坚持依规依纪依法,追逃追赃再上新台阶     11月30日,外逃13年的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这是今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后引渡“第一案”,也是我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惩治腐败、追逃追赃始终态度鲜明、决心坚定。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今年年初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     今年3月以来,随着监察法颁布施行、国家监委成立,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的力量资源进一步整合,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各级监察机关根据监察法赋予的追逃追赃职责,积极发挥案件主办部门作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追逃追赃。     6月22日,在法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赖明敏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首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就在6月初,中央追逃办公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有关线索。     7月11日,外逃17年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许超凡案还开创了中美执法合作的多个‘第一’,包括第一次依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开展合作、第一次组织中方证人通过远程视频向美国法院作证等,可以说开启了中美刑事司法协助新模式。”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     劝返、遣返愈发成熟,引渡不断加码加力。引渡是利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开展境外追逃的正式渠道和理想方式,目前,我国已与54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并与不少国家探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开展引渡合作。     以姚锦旗案为例,因我国早在1996年就和保加利亚签署了引渡条约,姚锦旗在保加利亚落网一个多月后即被成功引渡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明确提出“在公告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且随后被引渡或遣返的,监察、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与4年前最高法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相关表述相比,增加了“且随后被引渡或遣返”等内容,进一步彰显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追逃追赃的信心和决心。     为执行完善《公约》贡献中国智慧     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加强境外追逃工作提供有力手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则通过规范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填补了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法律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反腐败追逃追赃法律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石。通过制定和修订法律,实现国内法律法规同《公约》的衔接,正是履行《公约》的重要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顽强品质和坚强意志推进反腐败工作,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在国际上高高举起正义的旗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公约》精神,彰显了大国担当。     成立监察委员会,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颁布监察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订刑事诉讼法增加缺席审判制度,制定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结合国家监委职责,增加国家监委为《公约》司法协助的中方中央机关之一……仅今年以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在推动履约的同时,也为加强追逃追赃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保障。     预防腐败是《公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波看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健全防范利益冲突制度、弘扬优良家风等,都是履约的生动实践:“仅2013年至2017年,国务院分9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大大挤压了‘权力任性’和权力寻租空间。”     《公约》是追逃追赃的法律利器。中国高度重视维护和发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自2015年3月启动“天网”行动以来,已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83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995人,“百名红通人员”54人,追回资产103亿余元。目前,已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建立双边执法合作机制,搭建联合调查、快速遣返、资产追缴通道,同相关国家签署63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公约》第五章“资产的追回”明确指出,返还资产是一项基本原则。在“百名红通人员”李华波案中,我国和新加坡在《公约》框架下进行了良好合作,追回李华波腐败赃款2700万元,成为将《公约》作为国际合作法律依据开展追逃追赃的成功范例。     “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公约》日渐从蓝图走向现实,从条文变为行动。可以说,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履约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为执行完善《公约》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高波表示。(记者 瞿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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